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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卫方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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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只有年纪不老的老左派,没有真的新左派…  

2010-09-01 17:46:00|  分类: 访谈辑录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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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学良:中国只有年纪不老的老左派,没有真的新左派

发布时间: 2010年08月27日 13:43 来源:《南方人物周刊》杂志 

本刊资深记者 李宗陶 发自香港

 

丁学良在香港科技大学的办公室像个书的丛林。大概只有20平米,书架12个,像竹笋一样长得没章法。其余的书以碉堡的样式从地面长出来,层层叠叠掩着角落里那张办公桌,丁学良就埋在桌子后头。

 

继“中国经济学家不超过5个”的惊人之语后,近几年来,公共平台上很少听到丁教授的声音。“一来是忙,忙得没办法追究;二来是在中国,很多重要的事没法追究,除非你三五年什么都不干,只追究一件事,或许能追究出一点名堂。”

 

他忙于跟德国哥廷根大学合作,为该校建立一个亚洲研究中心帮忙。德国人的严谨、较真,使他不得不面对没完没了的沟通与文件起草。在这样的状态里,交谈变得紧凑——只要你给出关键词,丁教授那带着皖音、偶尔夹着英文单词的普通话便像拧开的水龙头一样哗哗流出。他甚至有时候都没听清你在问什么,就一路讲开去了。

 

中国根本就没有真正的新左派

 

人物周刊:您现在跟老师丹尼尔·贝尔还有联系么?

 

丁学良:老爷子在养老院。我前一阵去美国一个礼拜,每天给他打电话,只能跟录音电话讲话。找遍了我能打电话的他亲戚朋友,都没有办法联系到他。我想可能是以现在的状态,老先生不太愿意见人了。如果人生是一程400米跑,我的老师大概跑到395米了。我们这辈人也跑完300米了,很快的。

 

人物周刊:您怎么看贝尔先生政治立场的转变和晚年对于新左派的批评?

 

丁学良:他原是新保守主义教父级的人物,年轻时是左派,偏向于托洛茨基派。欧文·克立斯托尔 (新保守主义始祖、《公共利益》杂志创办人) 年轻的时候,是在纽约大街上跟托洛茨基派激进分子一起演讲的,都有照片留下来。他们那时的主要思想就是要用暴力在全世界推行一个最公正的制度。

 

但后来,他们看透了极左的根源。新保守主义跟新左派最大的差别就是:新保守主义者可以对新左派说,你们现在讲的那些我们年轻时都讲过,我们知道这条路走不通。他们看着斯大林没有走通,毛泽东也没有走通。西方的新左派有托派的思想渊源,很厉害,是强硬的,原本就是要用武力解放全世界。“9·11” 后主张打伊拉克的,就是由这帮人里转变成“牛康”的。

 

人物周刊:您说的是“西方新左派”,中国新左派跟西方的有什么不同吗?

 

丁学良:中国根本就没有真正的新左派。西方新左派的首要主张就是人权大于主权,中国有这样的新左派吗? 欧洲民主国家跟南斯拉夫因为科索沃而关系紧张时,很多西方新左派在后面鼓动,摇旗呐喊,说人权高于主权,结果北约就打起来,连带把中国大使馆也炸了。

 

前几天我在广州的南都论坛上讲:中国现在只有年纪不老的老左派。新左派,很难当的。我当场就问,你们哪个是新左派? 哪个敢站起来, 国内发生矛盾冲突的时候他们敢说人权大于主权?

 

新左派在西方,左手打本国政府,右手打本国大公司,两边不讨好。虽然他指的那条路未必现实,但他至少有那个勇气。而中国的所谓新左派主要是抱政府大腿的,哪来的新左派啊!

 

人权高于主权之后,西方新左派的第二个主张就是民权高于国权、军权。只要民权与政权发生冲突,民权至上。

 

人物周刊:新左派的老祖宗是谁?

 

丁学良:新左派不过是原来的老左派中间的一部分人,看透了苏联斯大林等那一套都是骗人的。他们原先也是怀有社会主义理想,拥护苏联,拥护完了发现,现实中的社会制度根本不可能达到它原先宣传的那些目标。然后新左派说,我们本来以为这条道路能够取代资本主义,能够给人类带来更公正的一个社会制度,在现实中发现不对,怎么办? 一部分人就转到自由主义阵营中去了,还有一部分人说我们要更上一层楼,不能因为老左派欺骗了全世界,我们就抛弃社会公正、反对剥削、反对人跟人不平等这些目标。

 

西方新左派清醒地看到这中间的核心,就是老左派们把政权取得当作实现社会公正的基本保障。于是他才发展出人权高于主权,他是这么过来的。你可以说新左派很多观点是乌托邦,但国内的所谓新左派谁有这个勇气? 那些在国内鼓吹所谓新左派的人,大多数是在国外拿不到像样饭碗的人。这里面有很多因素,很有可能是西方由来已久的对华人的不公平待遇。我在美国待了10年,知道那种感觉:你比人家强的,人家不一定承认你;你比人家弱的,人家看得很明显。但你不能把个人在西方受到的、在你看来是不公平的待遇,来取代你基本的价值观,然后把人权、自由、民主这些现代社会的基准都抛掉啊!

 

其实我不管他是什么主义、什么派,我反对他们打着借来的旗子去瞎骗人。

 

人物周刊:如果一定要站站队的话,您算是哪个阵营的?

 

丁学良:我从来不和哪个阵营的人绑在一起。我的体会就是,你不能从一两件事情上去给一个人的思想划线。在这件事情上我可能更赞成这一派,在另一件事情上我可能更赞成另一派。我不会在所有事情上都立足在一个阵营,因为事情本身没那么简单。

 

在跟中国有关的大部分问题上,我大概是站在自由主义偏中间的位置,或者中右一点,或者中左一点。我不会讲我就站在自由主义的立场上不反思,对它的任何主张都没有怀疑。因为事实证明不是这么回事啊。

 

大学里抓起来的人大多数是搞基建的

 

人物周刊:从师资上讲,科大可能是香港最好的。而国内一些老牌大学,不得不面临所谓的改革难题。

 

丁学良:科大是新的,所以教师的水平比较齐整。那些老大学确实面临一个问题:条件不好的时候招的那些老人你不能让人家滚蛋,总得消化掉吧。在香港,一些老大学也都面临这个问题。

 

不要以为中国大学改革遇到的这些问题都是中国的国情,全世界都有类似问题。比方说美国有些大学本来不怎么样,后来条件稍微好一点,想再往上升一级,但你不能把老教授都请走,法律上不允许,那怎么办?新招的人按新的条件评,老的按照老条件评;招进来以后,在教学和研究的时间分配上,让老师自己讲,你更偏重教学还是更偏重做研究。学校里大部分就是这两种人,有的教学生好,有的擅长研究,就像有人跑步快,而有人游泳好,不能用一个标准去衡量。有些老师可能做不出非常好的研究,但他教学非常好,非常认真,这也是很了不起的。教学也很重要啊,否则学生进大学干嘛?

 

大学要改革,路子是有的,虽然不平坦。但大学不愿意认真去改革、不愿意认真去做你有什么办法嘛! 所以我说中国现在好些事情都是大家在集体骗人、蒙人,有能耐多骗一点,没能耐少骗一点,傻一点就是被骗的。

 

现在国家手里有了点钱就找一些重点大学砸钱。砸得外面很漂亮,像个Shopping Mall一样。这点钱好好用的话能做好多事情的,不好好用就搞基建。搞基建就是搞钱,大学里抓起来的人许多都是搞基建的。我上次去武汉一所大学,接待我的人说,上次接待你的人都进去了。手里掌握了几千万,也没有哪个监管,于是这个包了3个二奶,那个买了5套房子,最后一查,大家都这么干,于是都抓起来了。

 

这个事情一点都不用惊讶。不是说我们这些人有抵抗力,是没这个机会。可能第一年在道德上你觉得不能这样做,没贪;但第二年你发现大家都这么干,而且不同流合污你就没法混下去。大家都不干净就你一个人干净,那不行,大家一定会想办法把你也拉下水的。我问过 (大陆) 好几所大学,搞基建的都是提心吊胆,我猜全都是留下把柄的。

 

天天泡在一起,总有一天要入伙

 

人物周刊:钱多可真不是件好事啊。

 

丁学良:巴基斯坦有句民谚讲得非常好,翻成英文是“Rich is bad, poor is worse”(富不好,穷更糟)。这是常识性的思维,就是大家都不愿意再捱穷了,贫穷更可怕。

 

人物周刊:那您作为学者,是怎么跟商界打交道的呢?

 

丁学良:我不跟他们接触太深。商界的人有点怕我这样的人,他自己知道跟我们是讲不深的。

 

人物周刊:您是批判型的。

 

丁学良:不是批判,是因为他知道他不能绝对控制我。商界的人接触学界人士,有一个最基本的考虑,就是看这个人能不能被完全控制。如果你不会受他们完全控制,他就跟你保持大距离。否则你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一张口就把他的底牌露出来了。在中国这个体制下,哪个商人敢说他没有一丝一毫违规?

 

这是中国几千年积累下来的。中国古代朝廷和商人之间的关系就是这样:除非你不经商,只要经商,你肯定会违规,有把柄落在朝廷手里。朝廷抓着你的把柄不一定治你,一旦换了个皇帝没准就要收拾你。不过从前朝廷能力有限,管不过来,只能管到一些大的红顶商人。

 

我也不是一开始就看清楚的。一翻报纸,这个企业家被抓起来了。你也不能说他没问题,但该不该判个10年20年,是另外一个问题;日子长了你发现总是这样在重复。再翻翻历史,心里就会慢慢形成一个想法。我也认得几个比较大的商人,私下里跟我讲:“要是不沾一点‘黑’,我能经商吗?”

 

掌握一点资源的人都明白这个道理:规章制度放在那里,就是让你犯错的。

 

人物周刊:学者跟商界走得太近会生出什么样的毛病呢?

 

丁学良:尽可能不要走得太近,要跟他们保持距离,天天泡在一起,总有一天要入伙。不管政界、商界,我都不跟他们走得太近太紧。我不想当官,也发不了大财。

 

人物周刊:这些年来中国商人在道德层面上似乎有长进,宣讲“仁义”的多起来了。

 

丁学良:自古以来中国执政者都明白,“仁义道德”是约束人的东西,是管人的人要下面人遵守的东西。鲁迅的《狂人日记》把话讲到底了:翻开历史,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最后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吃人。

 

仁义道德本来应该是社会的共识,但中国自1949年以来,就是每一代人都亲手参与打破前一代人认为不该打破的东西,最后底线统统没有了,导致“文革”期间一个匪夷所思的局面——你不做点坏事就没法生存下去。

 

(实习生沈从乐对本文亦有贡献,未经丁博士本人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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