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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卫方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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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应是“学者的共和国”  

2010-03-18 14:07:00|  分类: 访谈辑录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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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卫方:“大学应是‘学者的共和国’”

来源:东方早报作者:吴英燕 陈才

20100317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征求意见稿近日公布,“教授治校”、“教授治学”、大学“去行政化”等话题,又成为公众热议的对象。就大学改革的相关话题,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贺卫方,日前接受了理财一周报记者的专访。

  

大学应是“学者的共和国”

  

理财一周报:何谓大学“行政化”?它有哪些外在表现?

  

贺卫方:大学“行政化”,大约是这样一种状态:在大学中,所有涉及学术、决策和发展的最重要的规则,都是由行政系统——严格来说是党政系统——制定作出的,教师在整个大学管理中被边缘化。其外在表现,还有大学讲级别、党政官员数量庞大、有官职的人才能够垄断学术资源等,再就是大学与政府管理部门(即教育行政部门)之间,存在相当大的依赖关系。

  

我观察到,最近10多年来,在教育资源的分配方面,教育行政部门的权力越来越大。评估不用说了,现在是臭名昭著;学术评价方面,本应该由大学自我评价的权利,却被教育部的相关委员会不断加以蚕食;甚至包括研究生入学考试,教育部也在试图将它变成全国统一考试,而不是由大学自主决定。

  

理财一周报:大学“去行政化”应该如何着手,就是取消高校的行政级别吗?

  

贺卫方:取消行政级别,当然是非常重要的一方面。要非常明确地倡导大学自治、大学独立,切断国家行政部门控制大学的渠道,让大学自治。但这只是一个方面。

  

另一方面,我觉得要容许“多种所有制大学”。现在我们都是公立、国立大学,依赖国家财政拨款,其实中国教育最好的时期——上世纪2040年代,当时就是“多种所有制大学”。像北大、清华是国立,南开、复旦当时就是私立的。

  

还有一支很重要的力量,就是教会学校,如燕京、辅仁、圣约翰等,都是很好的大学。来自不同国家的传统,使教会大学保持了多样化的特色,利于相互之间的竞争。

  

我觉得必须要有竞争。有时候大学对国家人才、教育的影响不是短时间能看出来的,所以作决策的人一定要有非常好的眼光。现在的大学都是统一的“国字号”,这是不合理的,没办法焕发出真正的活力,行政化现象越来越重。

  

大学内部的改革,我觉得必须明确地限定大学的党政权力和行政权力之间的界限。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现在大学里面,校长往往是“二把手”,党委书记才是“一把手”。大学里哪些方面应该由党委来决策,哪些方面应该由行政来决策,是必须限定的。如学院院长的人选,在还没有实现“教授治校”的时候,一般由上面任命,那么应该由党委来任命,还是由行政来任命?

  

很多大学走向衰落的原因,是党政长期不合。我觉得这是一个结构性难题,要让大学的党委书记和校长有比较和谐的关系,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理财一周报:大学与政治、政府和权力的关系,怎样才比较合理?

  

贺卫方:大学不应该受到外部权力的控制,从内部来看,它应该是一个“学者的共和国”,由学者自治,最重要的决策都必须由学者做出。

  

如何造就世界一流的大学

  

理财一周报:在中国高等教育史上,有两个辉煌的成就值得铭记,一是蔡元培时期的北大,二是抗战时期的西南联大。这两个时期大学的成功有什么相似的特征?

  

贺卫方:首先是教育家办学,像蔡元培、胡适,还有西南联大的那几位校长,他们本身都是非常好的专家,不仅在学术领域造诣颇深,而且有一定的教育哲学。

  

当然还有一批有风骨、有节气的教授。李敖在北大演讲时说过,蔡元培做北大校长,怎么样对待政府呢?教育部公文来了退回、不看、拒绝。他们不向权力屈尊降贵,不向权力叩头,不做这样的事情。

  

再是对教师群体,给予非常高的尊重、礼遇。我们都记得蔡元培做北大校长时如何礼贤下士,对不同风格的教授都能够接纳,为他们调停、辩护;当他觉得受到干预时,他就不干校长了。那时候没有哪个大学有党委、党委书记,校长就是校长。

  

另外当时的教授选任制度也比较合理,很多优秀的海外归来的学者被聘到学校来,还有一些西方学者。北大、清华都有非常优秀的西方学者来当教授。

  

还有一点,是对教学内容的安排、课程的设置,我觉得是真正注重知识、高等知识,而不是塞进很多政治化的内容。

  

理财一周报:大学校长的作用至关重要。“去行政化”后,大学校长的产生应该通过何种程序?

  

贺卫方:在西方国家,大学都有董事会。这个董事会是非常重要的,要保持大学的传统和水准,董事会在校长的选聘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当然也会适当听取教师的意见,如果教师们都不认可某个人的话,他就很难被任命为校长。校长不仅要在学术领域有很高的声望,还需要在管理方面有特别高的行政才能;要有牺牲精神、会长袖善舞。总而言之,在校长的选任上,不要变成一种官僚的任命。

  

“治校”与“治学”并不矛盾

  

理财一周报:大学教授,近年来也面临着严重的人格矮化、声誉下降等问题。造成这一现象的根源是什么?

  

贺卫方: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大学教授的选聘标准,首先是入门的门槛高。某人一旦被任命为教授,特别是好大学的教授,就是非常高的荣誉。过去大学的教授数量很少,能成为大学教授,一定会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如今大学教授太泛滥,大学本身也泛滥,阿猫阿狗都是教授,那他的行为、风格方面,就难免会流于平庸。

  

在评价机制方面,什么样的教授是好教授?我们现在越来越倾向于用一种量化的标准,即论文要发表多少,像数数一样,谁发表的论文多,谁就最有可能晋升。结果就走向了反面,大家都挤破脑袋,一定要在什么级别的刊物上发表多少文章。

  

在大学里面,一方面应该激励论文发表,出重要的成果,但另一方面,一定要知道,所谓重要的成果,是能真正对人类知识的发展有推动作用的。如果变成定期出、定期发,把手段当作目的,完全只追求数量,这就走上反面了。

  

理财一周报:对大学教授,社会上现在有一种“污名化”的倾向,如何重塑大学教授作为知识人、教育人的尊严?

  

贺卫方:在我们这个社会,大学教授从来就被某种程度地调侃化,在网络时代,这种调侃越来越严重,教授叫“嚎叫的野兽”。

  

在更久远的历史中,我们民族就有一种反智主义的倾向。实际上,对于纯知识我们从来就没有热爱过。古代讲“文以载道”,特别注重对经世济国、“有价值”的知识的研究。而就科学论科学,根本不去关注它有没有实用价值,这样的研究,从中国古典时期就没有获得过应有的尊重,相反是被嘲弄的对象。科举考试加剧了这种现象,觉得知识就是为了实用,为了做官嘛。

  

如何重塑大学教授的尊严和形象?大学要有大学的品格,教授要有教授的气节。现在我们面临着双重压力,一方面是政府,另一方面是商业。到处充满了诱惑,这种情况下,如果学者把持不住自己的话,就会越来越糟糕。

  

理财一周报:大学“去行政化”后,教授主要应该“治校”还是“治学”?

  

贺卫方:治学当然是教授的本分。一方面要搞好自己的研究,研究往往是“教得好”的前提;另一方面,要肩负培养下一代的使命,把学生教好。

  

但是他要关注大学,关注自身生存的环境,所以也应该热心地参与到公共事务中去。“治校”不是让他不搞学术,抽身出来做管理,而是他要评价、参与。这不是一个矛盾的事情。

  

“去行政化”不会太容易

  

理财一周报:有专家认为,“去行政化”一定要作为国家政府体制改革的一部分配套来进行,在体制框架没有任何变动情况下去要求大学独立,这是行不通的。您是否同意这种说法?

  

贺卫方:改革不存在先后的问题。要两条腿走路,在政府内部的人,能推动的是那个体制的变化,在大学内部的人,也不妨从身边做起。一个体制之所以长期存在,是因为人们容忍这个体制长期存在。

  

理财一周报:您理想中的大学治理模式是什么?

  

贺卫方:大学不是一个完全能够用民主逻辑来运作的机构;大学必须给学者更多的发言空间;学者作为一个群体,必须享有高度的自治;大学所有的政策、所有的决策,都要朝向探索知识、追求真理的方向,而不要有任何政治或经济意义上的功利;大学应该有最大的包容性,让不同的观念和对知识的探索得以展现。

  

理财一周报:作为改革的试验田,筹备中的南方科技大学响亮地提出了“去行政化”的口号,您认为他们的努力会成功吗?

  

贺卫方:“去行政化”,目前还只是一个说法。我不知道他们成立不成立党委。(如果成立党委),他们怎么“去行政化”,我搞不懂。第一步就走不出去。当然我乐见其成,但是这不会太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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