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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卫方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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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哉所谓“有朝一日倒过来”者(施鹏…  

2007-09-25 12:41:00|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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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哉所谓“有朝一日倒过来”者

——与贺卫方教授商榷

施鹏鹏

《南方周末》 830刊载了贺卫方教授的一篇短文《有朝一日倒过来》(以下简称“贺文”)。该文对新近国家人事部及财政部所联合发出的《关于实行法官审判津贴的通知》进行了极具新意的探讨,颇具启示意义。但遗憾的是,笔者对贺教授在该文章中所秉承的观点以及支撑该观点所使用的论据均持否定态度。在笔者看来,尽管中国法官制度有自身的特色及难处,但自上而下的审判津贴制度是各国的通例也符合司法制度建构的基本原理,不应颠倒之。中国法官收入制度的痼疾不在体制内,而在体制外。本文拟先对贺教授的观点及论证作一剖析,并对笔者的观点略作陈述和论证,以求教于学界及实务界同仁。

贺卫方教授开门见山地提出了质疑,“为什么是等级越高的法官拿的津贴越多,而不是反过来,让那些低层次法院(主要是基层和中级法院)的法官拿更多的审判津贴呢”,并提出了据以支撑“(审判津贴)倒过来”的两个论据:其一,审判津贴对低层法官更具经济意义,有助于人才流入,提高基层法官素质。贺文写到,“在我国,法官的收入是跟行政级别密切关联的……在这复杂的序列之间,收入差距可谓判若云泥……对于首席大法官而言,审判津贴意味着每月在万元之上加上340元,这小零头难道不是可有可无么?但是对于那些级别很低的法官来说,同样的津贴就完全改变了他的生活……近年来有关贫穷地区基层法院法官匮乏、青黄不接的报道不断出现,一些年富力强的法官不断离开,流失的原因之一便是法官待遇的低下……如果以自上而下数量递增的模式发放审判津贴,对于提升西部地区司法职业的吸引力一定是有帮助的……一国司法制度的品质在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基层法官的素质……通过统一司法考试的门槛确保法官具有良好的专业水准是一个方面,同时提高待遇,让优秀人才愿意进入也是题中应有之义”;其二,基层法官承担更多的审判任务,理应获得更高的审判津贴。“贺文”论证到,“在一国的司法金字塔中,通常高层次的法院承担着更多的统一法律的任务,有些国家最高法院还具有宪法守护者的角色。相对而言,这样的工作需要付出较多的智力。但是,基层法官所从事的却是更大量的审理工作……这种一线的司法工作不仅仅工作量大,而且繁杂琐碎,干预频仍,司法环境和工作环境更恶劣和艰苦。作为审判津贴,给这些一线的法官更多一些,难道不是理所应当的吗?”。

首先,笔者同意贺卫方教授有关“中国法官收入与行政级别紧密联系,法官收入差距极大”的基本判断,也赞同其有关“审判津贴对级别很低的法官更具经济意义”的论述,但应该看到,基层法官收入低的根本原因并不在于获得较少的审判津贴,而在于与“行政级别”相联系的其它收入。审判津贴的根本目的并不在于也根本无法解决基层法官收入低以及更深层次的“司法系统官僚化”的难题。进一步讲,即便基层法官拿了340元的最高审判津贴,大法官拿180元的最低审判津贴,这也无助于改变“法官待遇低下”的事实,更勿逞让“优秀人才愿意进入其中”;其次,贺卫方教授有关“低层次法官比高层次法官更辛苦、审判工作量更大”的论断更令人难以信用。无可厚非,仅就案件数量而言,基层法院所审理的案件数量较多,工作量也大。但也应看到,越高级别的法院所审理的案件虽越少,但复杂程度却越高。君不见,一个重大复杂的刑事案件可能涉及数十名被告,可能需传唤数百名证人,案卷数量可能相当于上千个一般的刑事案件。即使是作为“宪法守护神”的宪法法院(如德国宪法法院),每年虽只受理几十个案件,但几乎所有案件都涉及国计民生,很难就此评断宪法法官“工作量很小”。

其实,“上厚下薄”的收入制度(包括审判津贴制度)应当说是各国的通例,也符合司法制度的基本原理。以同为大陆法系国家的法国为例。法国的司法官分为两个级别,即一级司法官和二级司法官。每个级别的司法官又设若干层级(一级司法官分为八个层级,二级司法官分为五个层级)。依2007年法国司法部所提供的数据,最高级别的司法官(即第八层级的一级司法官)基本工资约为每月4797欧元,而最低级别的司法官(即第一层级的二级司法官)基本工资约为每月2049欧元,相差一倍以上。所有司法官都依法享有职务津贴。津贴的具体数额按基本工资的比例计算。最高级别的司法官每月可获得相当于基本工资39%左右的职务津贴,而最低级别的司法官每月则只可获得相当于基本工资34%左右的职务津贴。考虑到基本工资的基数差别较大,职务津贴的差别也较大。

为什么适用“上厚下簿”的收入制度?在笔者看来,其所依托的基本原理有三:其一,多劳多得。依司法裁判的一般规律,越到级别高的法院(当然,法官级别和法院级别并不完全一致,但大体一致),争讼案件越复杂,需要裁判的争点也越多,裁判的时候也越长,法官所肩负的责任也越重。因此,高级别的法官理应获得较高的收入;其二,干好多得。在一套成熟的司法评价体系中,法官的级别基本上反应了法官个人的业务能力及业绩,因为法官的晋升主要以法官的审判业绩为标准。因此,高级别的法官当然会因其审判业绩出众而获得更高的报酬;其三,有经验者多得。法官收入还与另外一个指标有关,即工作年限。诚如大法官霍姆斯所言,“法律的生命并非逻辑,而系经验。工作年限越长的法官无疑更具生活阅历和审判经验,理应获得更高的收入。

可见,“贺文”所倡导的基本理念既有悖各主要国家的通例,也违反了司法制度的基本原理,难以推行也不能推行。但在中国这一特殊的司法背景下,贺卫方教授所提出的问题却难以回避,即应如何保障基层法官的收入。

依笔者浅见,中国法官收入制度的痼疾不在体制内,而在体制外。诸位请看89《人民法院报》的头版肩题,党中央国务院深切关怀 人事部财政部联合发文。这说明什么?法院系统财政不独立!!法官的收入完全取决于“党政部门的关怀”,这无疑将使所谓的法官独立、司法独立等成为一纸空文。汉密尔顿曾言,“就人类天性的一般情况而言,对某人的生活有控制权,等于对其意志有控制权”。中国现行的法官收入制度无疑是这一至理名言的一个绝佳写照。是以,贺卫方教授从一开始便陷入了“明希豪森困境”(明希豪森男爵有一次旅行时不幸掉进了泥潭,四周旁无所依,于是其用力抓住了自己的头发从泥潭中拉了出来)。他试图在司法体制内寻求治疗体制痼疾的良药,因此也不可能获得应有的问题解决之道。在法院财政独立、法院财政公开与法院财政分配这三个依次递进的环节中,贺卫方教授或许“来得太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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