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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卫方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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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精英们为什么会被误解(下)  

2007-07-20 11:12:11|  分类: 访谈辑录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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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英们为什么会被误解(下)

 

大多数不沉默,精英更不应沉默

 

magazine·精英:在“沉默的大多数”都有了机会发言的时候,到底还需不需要精英?

 

贺卫方:一个健康的社会是大狗叫,小狗也叫;小狗叫,大狗不能不叫。一个社会应该多声部的,是可以经常互动的。

 

一个社会,恰好到了每个人都能说话的时候,反而有一种群龙无首的感觉,就产生对于更好的言说者的期盼。好比是喜欢唱戏的人多,名演员的地位反而更高。但如果大家都已经不唱戏了,那名演员就没地位了。所以呀,我觉得精英知识分子的独立性就非常重要,应该避免完全被载体化,每一个人都要保持自己的独立性,不要变成一种工具,你自己要永远保持一种自己言说的风格,哪怕不大受欢迎。

 

展江:这个时代,精英的声音当然非常重要。我们一定要想尽办法维护这个言论空间,甚至去扩大它。理性的声音还是要不断地通过各种媒体传出去,占据各种意见的主导地位。另外,让大众接受良好的教育,开启民众心智,使其自我觉醒,而非被人操纵,使其不要在一种相对蒙昧的情况下去表达情绪。

 

很多问题都可以争论,但是争论要互相尊重对方,最好不要采取激烈的、革命的方式来讨论问题,同时,精英在发表言论时,一定要慎重,要考虑民众的接受能力,如果只是一根筋地表达所谓的观点,不照顾别人,会是一个大问题。

 

确实要防止多数人的语言“暴政”,这甚至可能影响到司法,它的具体表现可能是某个案件引起民愤了,当事双方如果一方是弱势群体,另一方则是富人的情况下,更有可能发生。法官本来应该有自己的判断,但中国现在这种非理性的舆论经常出现,不但法官难以抗拒,执政者也很难抗拒,所以精英知识分子的声音就显得更加重要。

 

需要理性的爱国主义

 

magazine·精英:你怎样看待四处盛行的民族主义?

 

展江:民族主义没有什么不好。民族主义是中国这个民族一百多年来的心结,因为我们有不可否认的老殖民主义的问题,它让中国感到羞辱,有创伤。弗洛伊德讲过,童年创伤影响人的一生,一个民族也是这样。另一方面几十年的歪曲的历史教育,篡改历史、颠倒黑白的情况相当严重。再者说,我们目前的教育又是培养愤青的机制,所以更容易产生极端的民族主义。

 

中国作为文明古国、历史大国,既是好事也是坏事,它经常在自卑到自大的两极之间摇摆,对外部世界既羡慕又有点不满。在全球化时代,你过分强调所谓的“民族共同体”,这是很有问题的。

 

贺卫方:前一段时间,我在博客发表了一篇题为《被侮辱的与被损害的》文章,引发了很多的讨论和争论。讲的是亚洲杯的中日比赛,现场只要奏起日本国歌,便引起全场巨大的嘘声,只要日本队员一拿球就开骂,日本球迷只要一拿日本国旗就会有人身危险。我的文章的意思是:激发日本人斗志的最好办法就是凌辱他。

 

那场球一开始,我就觉得中国队肯定完了。写了这篇文章,后面就有很多跟贴,赞的人不少,骂的人也很多。如何让一个民族变得理性,最重要的是不能掩盖历史真相,要正视自己的历史,人类的偏见与无知是有紧密联系的。政府、学校和媒体都有责任。民众不能处在猜测与偏见之中,要不然就会产生情绪化的民族主义。情绪化分两种:一种抹去自己历史上不愉快的事,变成一个甜蜜的忘却者,另外一种就是一味激烈地跟政府对抗,政府也一味地掩饰真相,打压任何抗议。最大的危险是历史总有一天会真相大白,会导致“真理的雪崩”。

 

拒绝道德审判

 

magazine·精英:为什么有些精英的专业性发言,会被引申出道德、良心的追问?这跟中国的政治、文化有多大关系?

 

贺卫方:使用道德评判并非自1949年始,这其实是一种中国历史的传统即“泛道德主义”以及道德治国的方式。同时,知识分子也是好说大话,来不来就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种大而无当的言词以及普遍道德主义的影响,导致伪善之风盛行。

 

像李银河这样的人物现在很珍贵,因为她刺破了那些伪善的东西,从生理等其它的角度去解构掉某些故作神秘和刻意掩盖的东西。我说的是刺破伪善,不是指庄严,我们这个社会仍然需要有庄严。现在,我们是一方面在进行着“泛道德”教育,但实际上社会又存在着普遍的信誉缺失、道德沦丧,这也导致我们不知道什么是真正应该追求的道德准则。

 

培养社会的理性

 

magazine·精英:对于政府的不信任情绪,是否也会转嫁到精英知识分子身上?又增加了对知识精英的误解?

 

贺卫方:一个合理的社会。一定会形成不同的人群,不同的利益集团、观念集团,大家会发出不同的声音来。只有彼此对话,碰撞,妥协,才能达到一个合理的状态。比如,学者这个群体,由于大学的独立性不够,学者群也出现了不应有的分化,特别的贴近政府的学者被称为“奏折学派”,但也有一些与政府保持明显距离的学者。这些都无所谓,但问题是无论左派还是右派都没有一个很好的交流平台,甚至基本上不交流,这就表明了一个国家言论处于不健康状况。如果没有一种理性讨论空间的话,无法对社会的发展和变化产生一种健康的推动。所以,我觉得被人误解有时是正常的,但不正常的是我们失去相互对话的空间、平台和能力,背后更深的层次是社会结构上的问题。

 

magazine·精英:媒体在民众与精英之间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展江:中国现代化的过程,正好赶上新旧媒介的交替。像美国这样的国家,是在印刷机时代、理性的时代进入现代化的。进入方式与阶段不一样,这对这个国家的发展以及媒体的发展有很大关系。我们是在一个半农业、半工业的社会状态,直接进入现在的影视时代、互联网时代,在一个理性还没有完全成长起来的时候进入现代化,进入网络时代,自然会把这些非理性的声音放大。

 

总的来说,我觉得现在确实需要培养理性精神,中国现在还处于一个前现代和现代并存的时代,就某些具体层次而言,可能都出现一些后现代的问题了,但“前现代”一些基本问题还是没解决,这就是说,现代化过程中的经济理性,也没有培养起来。另外,发达国家所走的那条道路,法治、宪治这些基本目标我们还未实现。《娱乐至死》那本书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就是你一个国家是在什么样的媒体占据主导地位的时代进入现代化的,这对整个社会的影响是很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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