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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卫方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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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察体制改革之难  

2007-11-03 16:46:36|  分类: 序跋文字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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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察体制改革之难

贺卫方

  

由于毗邻香港的特殊的地理位置、移民城市文化所特有的开放性格以及经济发达因而对于高层次人才所具有的吸引力,深圳市的司法机关人员素质较高,思想观念开放,在整个中国司法改革的格局中占据着引人注目的地位,也经常发挥着开路先锋的作用。据我了解,深圳市检察院在过去的若干年间,充分发挥知识与人才的优势,积极推进对于司法改革尤其是检察制度改革的研讨,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绩。仅仅在2002年度一年的时间里,全市检察系统的检察官以及其他人员就撰写调研以及案例分析文章就达到近千篇之多。我们可以想见那里学习和研究的风气该是多么浓厚。

 

不过,从一个关注司法改革的学者的角度看,在过去的十余年里,当司法改革成为我国整体改革中最具活力的一个领域的时候,相关的学术研究还存在着种种不尽人意的地方。一个明显的现象是,法院制度的改革似乎吸引了更多的关注。在涉及到法院的问题上,近年来法学界翻译了不少国外作品,发表了不少论文和著作,一次又一次的学术研讨会不断地举行,实务界与学术界之间的良性互动格局也已经初步形成。但是,与此形成对比的是,从整体上看,在有关检察制度的问题上,学术研究却显得不是那么活跃,成果也没有那么丰硕。

 

造成司法研究这种格局的原因部分地来自中国检察制度在当今世界的独特性。现行模式的制度渊源是十月革命后苏联的制度,在俄罗斯以及东欧国家已经剧烈转轨的今天,我们今天这种体制的正当性基础就出现了困难。平常我们说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这不仅仅体现在经济的不发达,也体现在制度建设方面往往需要从发达国家那里寻求正当性资源。所谓中国特色云云,我们自己也清楚,那经常不过是对某些缺陷暂时无从改变而不得不容忍时的一种托词而已。因此,谈起法院改革,人们完全可以从法治发达国家找到成型的理论作为相关改革方案的支撑,制度走向的目标也可以达成基本的共识。但是,一到检察制度改革的问题上,问题就变得十分棘手和混乱。这种情况是颇值得我们注意的。

 

很明显,如果在涉及检察制度的基本理论上没有一种具有原创性的系统且完整的建树,检察制度乃至于整个司法改革的前景是没有办法乐观的。在没有与我们的现行模式类似的发达制度可资借鉴的情况下,一个可行的出发点是对于眼下所面临的问题或者矛盾加以梳理,逐渐发现其中的一些要害问题,并且在博采各家理论的基础上,通过各个层面上的学术研讨和某些局部的制度试验,逐渐获得较为广泛的共识,从而推进制度的改良。

 

这里不妨简要地列举一下自己想到的涉及现代检察制度建构,尤其是中国的现代检察制度的建立和改革过程中所面临的几个矛盾。

 

第一个矛盾是国家权力与社会自治之间的冲突。我们经常说检察院代表着国家,从历史上看,检察院的出现分明表现了国家权力的兴起,表现了现代国家权力对社会的控制的进一步加剧。这种权力的兴起是在中世纪后期。实际上欧洲中世纪早期人们对国家没有多少概念。人与人与其说是一种国家的认同不如说是一种种族的认同,另外还有行业之间的认同。只有在近代民族国家兴起后,才出现了民族与国家国家权力紧密关联的新型政治权力建构。民族国家的出现的一个重要标志便是国家对于暴力的垄断;在刑事司法方面,过去的由私人起诉国家判断而完成的那种程序发生了变化,对刑事犯罪的追诉权力越来越多地被收到国家那里。不过,如果回归原点上,我们会发现,国家能否有效地、合理地代理包括刑事案件的起诉在内的事务本身便是一个问题。另一方面,实现社会事务的管理是要我们在整个社会自我组织能力方面的强化,如果国家权力过分渗透,会不会带来社会自治秩序的破坏,又是一个可以疑问的事项。因此,检察制度改革所要面临着的首要矛盾便是这种国家权力与社会自治之间的紧张关系。

 

接下来要面对着的便是追诉犯罪与保护人权之间的矛盾。在我们这里,通常谈及保护人权的时候,总要强调保护人权更重要的是保护受害人的权力,而不是被告人的权力。这种观念与一般法治国家的主流见解是相反的。由于在刑事司法程序中,垄断了暴力的国家居于绝对优势地位,因此,平衡这种不均衡的地位、更妥帖地保护被告人的人权便是标志一国刑事程序乃至整个司法制度的合理与文明程度的标尺。由于检察官所承担的正是追诉犯罪的职责,让他们同时努力保护被告人人权似乎有些自相矛盾。不过,考虑到检察官追诉犯罪并非要陷无辜于有罪,或者追求轻罪重罚,因而保护被告人的人权仍然是检控工作的题中应有之义。当然,我们无法回避这里显而易见的内在矛盾。

 

第三个矛盾就是检察制度的建构中所面对的作为司法人员的检察官群体以及权力运行的专业化与检察院内部管理的行政化之间的矛盾。如果允许下定义的话,不妨说检察权是由法律职业者或司法官来行使的一种行政性的权力。作为一个机构的检察院,它的内部管理模式往往是行政化的。尤其我们的检察制度来自苏联,后者的基本模式是一竿子插到底的,是半军事化的管理模式。我们虽然有所折衷,不过,宪法里明确规定的上下级检察院之间属于领导与从属关系——而非法院的那种“监督”关系——再明确不过地显示了检察体系管理模式的行政化特色。然而,检察机关里的主体人员却是法律专业人士,他所运用的知识、所使用的语言、所追求的价值与法官以及律师之间是没有差别的。这样,检察官职业上的司法官性质与检察院内部管理制度的行政化特色之间便会发生相当的冲突。在推进法院改革中,至少在理论层面上,我们看不到这种矛盾,人们可以以圆恰的逻辑论证法官的独立性,而我们检察官的独立到底是在多大程度上可以等同于法官意义上的个人独立?在无所顾忌地批评法院的审判委员会的时候,我们是否可以同样痛快淋漓地要求废止检察委员会?

 

监督情结与司法独立之间的对立是第四个矛盾。我国司法改革中面临的一个很大的困难是,在当前社会弥漫着对司法不信任的舆论背景下,人们愿意诉诸于监督,监督获得了一种勿庸置疑的正当性,任何形式或类型的监督都是值得赞赏的。从过去的御史大夫到孙中山先生提出“五权宪法”里的监察权,再到今天我们社会充斥着的各种监督,在中国形成了一种挥之不去的监督情结。近年来在各地愈演愈烈的人大对法院、检察院的所谓个案监督,正是这种监督情结泛滥的产物。检察院对法院的监督的正当性究竟在哪里,如何在行使这种监督权力的同时,能够保持刑事司法程序中的控辩平衡,如何在通过抗诉以增进司法决策公正性的同时,确保司法决策的稳定性,尤其是,怎样避免因为监督而损害法院和法官本来就很微弱的独立性,凡此种种,都是我们在研究检察理论和推动检察制度改革时无法回避的。

 

第五个矛盾是部门利益冲突与法律职业共同体构造之间的矛盾。平心而论,即使是国家机构,不同的部门利益也完全可能有所差异,因而,相互之间出现利益的冲突,甚至借改革之机扩张本部门利益也都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从中国的整个改革过程考察,与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团结和共同利益相比,法律职业各分支之间的利害冲突毕竟是次要的。很明显,在一个不同分支的法律人之间四分五裂的国度里,法律职业是不可能具有与其他利益集团交涉的充足能力的,离开了集团化的法律人这一基础,所谓法治社会就只能是无源之水了。民谚云:“家不和,外人欺。”法律人之间忙着相互争斗的时候,往往看不到,一些本来应该属于自己的权力正在被蚕食,而且争斗本身也使得外部权力对专业权力的干预变得堂而皇之。稍稍观察一下这些年来的情况,就可以看到,法院与检察院之间的斗法,律师在检察官面前的如临深渊,究竟给法治事业带来了多么大的危害!

 

最后,第六个,是传统社会主义制度下检察院的崇高地位和目前世界范围内的制度转型所带来的检察权变化之间的矛盾。前面已经提及,检察院的崇高地位是社会主义国家出现后所形成的一个特色,也是社会主义国家司法制度的一个共同特色。但是,随着八十年代末以来时局的变化,这种压倒性的崇高地位已经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如何寻找新的正当性基础是摆在研究者面前的大难题,当然,解决这一难题的过程也是特别富于理论和学术的价值的。

 

承本书主编不弃,命我为这部文集作序,我就结合过去的一些思考,拉拉杂杂地列举了这些问题。提出问题容易,解决问题则要难得多。不过我相信,有像本书的作者们这样的研究热情,有法律界的更广泛的努力,困难总是会被一个一个地克服的,虽然新的困难又会不断地产生。

200398

 

按:这是作者应邀为深圳市检察系统优秀论文集写的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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