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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卫方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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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少华:我做评论编辑时联系的学者…  

2007-01-31 00:13:00|  分类: 无法归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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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做评论编辑时联系的学者们

马少华

 

转自马少华的博客http://msh01.blog.sohu.com/31855768.html

 

这些天,因为 “自由主义者应该如何办报”的问题在我博客里讨论,也使我自己回忆起多年前在《中国青年报》做评论编辑时联系的一些精英知识分子,其中大部分从现在看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也有一些明显不是。但我们当时心目中并没有这个分野。

 

精英知识分子写时评,中国的现代史上有传统,比如胡适的《努力周报》、《独立评论》、储安平的《观察》,都有一大批教授头衔的学者写时评。上世纪90年代以来,引入精英知识分子写时评,《中国青年报》在国内媒体中是比较早的。我自己在评论部编辑《青年评论》时就已有这个想法,当时曾邀请社会学者陆建华写作。但终因《青年评论》在一版得不到保证而作罢。到了1998年李大同创建新的冰点版(内称“小冰点”),从而创建《冰点时评》,时评有了每期固定的主打位置,这才开始比较大规模地邀请精英知识分子来写时评。这个主意,是李大同定的。而《冰点时评》由我编辑。这些知识精英为《冰点时评》的创建做出了突出贡献,也奠定了《冰点时评》的理性风格。

 

我记得,《冰点时评》最早邀请的一批知识精英,就有秦晖、杨东平、贺卫方,他们是公认的自由知识分子。还有一些,我说不清,因为我们不太注意别人身上的标签,也不认为所有精英知识分子都可以用“自由主义”与“新左”等标签来划分的,但他们称为公共知识分子大致不错:其中有宪法学者蔡定剑,他当时还在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组工作,现在中国政法大学任教;社会学者孙立平,他当时好像还在北京市社会科学院。新闻法专家魏永征,当时在上海社科院,近年来已到香港任教。他当时有个著名的网页,暇“老魏说法”,我给他网页上留言,就联系上了他。政治学者有俞可平,是通过我们报社的梅小敖老师联系的,后来俞升任中央编译局的局长。经济法学方面,还有中南财经济政法大学的教授乔新生。他为人谦和,不惯与人网上论争,这两年还往往通过我的邮件或博客发表对时评的见解,向不同观点的对方致意。

 

此外,在我经常联系的学者中,经济学者杨帆,他可以说与一般认为的自由知识分子往往持有相反的立场。他的文章特别注重社会公平和分配正义。房宁老师好像也算“新左“,我与他相识也比较早,因为他较早在本报调查中心马明洁的版面上写言论。从我偶然保留下来的作者名单上看,他也是《冰点时评》的作者。

 

《青年话题》创刊第一期上,我写的冰点时评《思想的顾客》,也表达了我们对这些不同观点的学者的态度。

 

秦晖写的时评,比较集中于改革过程中的公正公平问题、政府与人民的关系问题。其中有一篇是批评企业改革对职工的“腾笼换鸟”政策;另一篇批评的则是一些地方提出的“官逼民富”的口号,认为“这个观念与公民权利意识是冲突的”。“市场经济要求有限政府,动辄讲‘官逼’是十分危险的。哪怕出于良好愿望,不受制约的权力也会导致不良的后果。从某特别是在意义上讲,此时此刻体制下的政治运动就是‘官逼民善’之举,结果虽然也出现了雷锋这样的大善之人,但总的来说是逼得全民讲假话。”

 

杨东平写的时评,集中于环保、教育和城市建设中的文物保护问题。比如有一篇《海狗之忧》,就以批评当时电视黄金时间里著名演员王思懿为海狗油做广告作为由头。开头写得很有意思:“我上小学五年级的女儿初次看到,就撇着嘴忿忿不平地说:瞧这个潘金莲,又来破坏环境了!”他写《菜市口的悲剧》是批评北京拆除粤东新馆的事。

 

贺卫方集中于宪政问题,他有一篇《镂之金石的宪法》,强调宪法的稳定性,后代受到中宣部阅评小组的批评,好象是:“贬低中国宪法,吹捧美国宪法”,措词很严厉。这是冰点时评创办不久的一次危机。我们没有告诉贺卫方,后来他是从别的地方知道的,在电话中还向我确认了一下。

 

蔡定剑集中于法治、宪法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问题。

 

此外,当时在法治的选题给我们写稿较多的,还有一位北大毕业的法学博士江晓阳,当时是执业律师。他曾在我们报上别的版面发表过一篇题为《坦白从严是诱供 抗拒从严是逼供》,给我很深的印象,所以我一上手就联系他。但是他那篇文章实际上也给报社招致了来自中 宣 部的严厉批评。

 

我同这些作者,绝大多数至今都没见过面,当时只是通过电话和电子邮件联系。我离开编辑岗位后,连他们的电话都不带走。因为我认为那是“岗位资源”,而且,除了编辑这个原因之外,他们与我都没有继续相互交往的理由。

 

我见过面的一位是秦晖。因为“小冰点”一篇要刊登一整版的稿子到他家里去取,那篇文章是批判当时热播的电视剧《雍正王朝》的专制思想,非常厉害。他家当时是在万寿寺附件一幢学校(当时他还没到清华)的宿舍楼里,房间不大,堆满了书。秦老师思想很现代,技术很老派,他当时不会使用电脑写作,一万多字的文章,全部是手写。这是我到他家去取稿的原因。我也由此认识了他的妻子金雁,社科院研究东欧问题的学者。我买过一本三联“读书文丛”的《火凤凰与猫头鹰》,一本研究东欧变革的著作,就是金雁写的。秦晖许多研究改革问题的思想背景是苏俄与东欧,这是与他太太的研究背景相合的。

 

还有一些学者后面是因为偶然的原因见过的。好像是1999年,《读书》杂志创刊二十周年纪念活动。我那两年刚好在《读书》上发过几篇稿子,因此也应邀参加,在这个活动中见过杨东平、孙立平、朱学勤、茅于轼等学者。再见到杨东平,是在前年西三环的路边,我看见他推着自行车走路,便上前打招呼,他居然还能把我认出来。去年,我忽然收到杨东平《城市季风》的修订本,是新星出版社给我寄来的,说是杨先生让寄给我的,望我写一篇书评。我向出版社索要了杨东平的电话,打过去道谢,并说书评我已多年不写了。杨老师说,就是寄给你随便看看,没有让写书评的意思。写书评是出版社的意思。

 

还有一位对我影响很大,我特别尊敬的上海学者朱学勤,他的名字也在我的作者电话单子上。但我不记得他为我们写过评论。可是,在《读书》的那次活动上,当我贸然向他报上我的名子,他不仅立刻知道我是誰,并且向别人介绍我。这是使我感到非常温暖的。读他的《道德理想国的覆灭》,我曾发表过一篇读后感。大概是他对我不陌生的原因。

 

在我接触的这些学者中,我感觉特别谦和、好交往、尊重人的,有贺卫方、房宁、乔新生、魏永征。那年我刚调到大学时,还没正式上班,就应展江老师之邀偶然参加了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的举办的一次全国的学术讨论会。魏永征老师从香港回来,作分组的主席,他特别向学界同人介绍我,并对我调到大学任教的选择做了充分的肯定,使我感到非常温暖。房宁老师过去长期步行穿越城市。过去我住城里的时候,偶然在红灯前相遇,他都够折回脚步,走过来与我寒暄几句。贺卫方老师从未见过面,这些年来的观点似乎也比以前更为激烈了一些。但他当年电话中的声音,却有令人如沐春风的感觉,非常舒服。邮件中对我也称“您”、“少华先生”“少华兄”。这些人的“政治倾向”不同,也被 “自由”或“新左”等标签分作不同的阵营。但他们作为交往中的人,都是很好的人,令我尊重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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